元代的大书法家赵子昂早年的书法便是学习赵构，但到了晚年也终不及其先祖，可以说宋高宗赵构乃是“赵体”的鼻祖.

宋高宗赵 构，字德基，宋徽宗赵佶第九子，钦宗赵桓弟。15岁封为康王，北宋靖康元年（1126）十一月，金兵攻陷宋都汴京（今河南开封），徽、钦二帝做了俘虏，北宋灭。其时，康王赵构正受命为河北兵马大元帅，拥兵万人在外。宋旧将臣便拥戴他为皇帝。翌年（1127）五月初一日，21岁的康王构在应天府（河南商丘，当时称南京）正式即帝位，改元建炎，史称南宋，构即为高宗。为南宋第一个皇帝。 赵构即位初年，尚能起用一些抗战派将领。但他不是力图北进收复中原，而是一心想讨好金人，南迁后建都临安(今浙江杭州)。他为政是“直把杭州作汴州”，只知道向金纳贡称臣，苟且偷安，在位三十六年,成偏安之局。

　　赵构政治上昏庸无能，然精于书法,善真、行、草书，笔法洒脱婉丽，自然流畅，颇得晋入神韵，明代陶宗仪《书史会要》称：“高宗善真、行、草书，天纵其能，无不造妙。”其书法影响和左右了南宋书坛，后人多效法其书迹。

　　赵构少即醉心书道，陆游曾说：“思陵妙悟八法， 留神古雅，访求法书名画，不遗余力。清闲之燕，展玩摹拓不少怠。”他曾自谓：“余自魏、晋以来以至六朝笔法，无不临摹，众体备于笔下，意简犹存取舍，至若禊帖，测之益深，拟之益严，以至成诵。”他整理收集宣和内府因战乱而散失的占代法帖名画，身体力行地提倡大众研习书法。他认为：“士人于字法，若少加临池之勤，则点画便有位置．无面墙信手之愧。”他自己善学<兰亭序)，便赠之与王子和朝中大臣，又让宋孝宗学书。一时间，以高宗为中心，南宋几乎掀起了一个学书高潮。马宗霍在《书林藻鉴)中说：“高宗初学黄字．天下翕然学黄字，后作米字，天下翕然学米字，最后作孙过庭字，而孙字又盛……盖一艺之微，苟倡之自上，其风靡有如此者。”这种以权贵的好恶而人为左右书体盛衰，影响了南宋书法的发展，但宋高宗对南宋书坛的贡献还是不能抹杀的。

　　著有《翰墨志》一卷，传世墨迹有《草书洛神赋》、《正草千字文》及《光明塔碑》等。传本《顾恺之女史箴图题字》、《褚遂良倪宽赞》 等亦有指为构所书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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赵构《佛顶光明塔碑》宋拓纸本 楷书 175.0×86.4cm 绍兴三年（1133）日本宫内厅藏

宋高宗传世有珍贵的墨迹，但有意味的是他还留下了一个御碑，在翰墨上颇有书卷气的这位皇帝书家，对书碑如此发生兴趣，自然是很有价值的，至少，要放下皇帝的尊严，要放弃尺牍翰札随手写写的情趣，毕恭毕敬地写那布如算子的碑版书，这对高宗来说是件不轻松的事。

　　当然御碑书式应与一般碑版相异。《佛顶光明塔碑》上无碑额，或精确地说它无碑额的文字格式，上赫然悬“御书”二字以代之，碑文也不长，引如下:

　　朕历险阻以来，天章所藏祖宗宸翰坠失殆尽，亦尝求访山林，所得无几。明州广利寺住持僧净昙悉以宸奎阁宝墨来上，卷轴既丰，护持有道，恭览再四，而文藻华茂，如云汉昭回，龙鸾飞翥。又以见仁宗皇帝万几之暇，留心佛乘，而未尝踬迹其间，是所谓达道过量者。岂汉明梁武可同年而语哉?苏轼所记，朕所与也，其僧净昙乞书佛顶光明之塔，又念虚其宸奎，故并以赐之。

　　在宁波阿育王广利寺，北宋仁宗曾书颂诗十七篇，赠赐当时的环琏禅师。当时特地建宸奎阁以贮之，苏轼书碑。靖康之后，各代御书沦丧殆尽，高宗下诏征求，住持遂献之，又篆“皇恩浩荡”，赐书此碑，并题“佛顶光明”四大字，还赐田一千二百亩。对于阿育王寺而言，此碑实在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文献了。

　　《佛顶光明塔碑》在书法上也是意义重大的。因为它记录了高宗书法道路的转变痕迹。史称高宗初学黄庭坚书，后因当时刘豫伪齐专人学习黄书以仿高宗笔迹，于是改学王右军书，这自然是个不可靠的传说。而到了杨万里的《诚斋诗话》，则称他学书有三个阶段:

高宗初作黄字，天下翕然学黄；后作米字，天下翕然学米，最后作孙过庭字，故孝宗太上，皆作孙字。

　　那么很清楚，关于高宗初是从黄山谷人手，众口一词不必置疑，而我们看这件《佛顶光明塔碑》，正是的真的黄山谷幅射体风格。此碑书款为“绍兴三年六月”，是年高宗二十七岁，正可称得上是个“初”时。毫无疑问，作为高宗自身书法风格形成的初期作品，《佛顶光明塔碑》的彻头彻尾的山谷书风，正为杨诚斋的叙述提供了一个极有力的实物证据。

　　高宗不但是个擅书者，而且是个有远见卓识的书论家。他的《思陵翰墨志》所涉范围遍及史识、欣赏、神采、议论，以及对历来书家和本朝书家的品评，并无故为抑扬褒贬之弊。特别是文中多涉及正书、草书之间互相对比又互相支持的关系，极有辩证眼光。在宋代书论名篇丛出的情况下，它仍然显示出独特的学术光彩来。后人评有云:“高宗不思自强之计，耽心笔札，舍本营末，以书法而论所得颇深。”这话说得很尖锐。作为中兴君王，高宗昏庸懦弱；但作为一个书家，却有为地提携了南宋一代书法风气，这是应当加以客观肯定的。

　　高宗存世作品不少，除此处所介绍的三件之外，还有《赐梁汝嘉敕》《石经》《毛诗唐风·大雅荡之什》《行书千文》以及《宸翰四诗》《付岳武穆手敕》《洛神赋》《乐毅论》《杜少陵山水障歌》《损斋记卷》《随宜饮酒诗卷》《黄庭经》《龙王敕》《女史箴》《苏武李陵诗》《地黄诗帖》《破邪人正歌册》等，特别是他还以自著《思陵翰墨志》中的九则内容书写成卷子，自著自书，更是弥足珍贵，但这卷东西现已不得见了。 （选自《品味经典——陈振濂谈中国书法史》）

赵构《行书白居易七律诗》纸本 451×27.8cm 辽宁省博物馆藏

　《行书白居易诗》，乃一纸本手卷，卷心高27.2厘米，长4296厘米。第行两字，字大如拳，无名款，书后钤有御书葫芦印和朱文方印各一枚，并在接纸骑缝处有“御书之宝”印多方。据此，古来对作者的考定，众说纷纭。归纳言之，较为可信的推测约有三端：一是认为宋徽宗赵佶所书；二是赞同为高宗赵构所书；三是推测为米芾早年之作。观此卷大字行书风貌，再参考三者书法渊流风格，应以出自宋高宗手笔最为确当。明陶宗仪《书史会要》：“高宗善真、行、草书，天纵其能，无不造妙。或云初学米芾，又辅以六朝风骨，自成一家。”

　　书录白居易诗《自咏》一首：“随宜饮食聊充腹，取次衣裘亦暖身。未必得年非瘦薄，无妨长福是单贫。老龟岂羡牺牲饱，蟠木宁争桃李春。随分自安心自断，是非何用问闲人。”

赵构《赐岳飞手敕》 纸本 行楷 36.7×67.5cm 绍兴七（1137）年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

　　此书17行，每行字数不一，共99字。后署“付岳飞”三字，上钤御前之宝，下有高宗御押二 印。根据内容推断，约书于绍兴四年(公元1134年)前后，为高宗早年所书。无论从整体的布局上， 还是从笔法的意态上，均具王羲之《兰亭序》的神韵和智永的特色，并能加以融会贯通，形成了 自家的风貌，显示出“秀异而独立”、精彩润朗的艺术风格。其点画中的撇与捺挺健有力，秀色可 人，绝无剑拔驽张之态。结字妍媚多姿，清和俊秀，字体在行与真之间，从中可窥其铁画银钩，又 时以侧锋取势之主观追求。全篇竖成行横无列，行间参差，错落有致；字与字、行与行之间疏朗 宽稳，虽字字不相连属，然以气贯通，颇有书卷之气。成为有宋一代皇帝书家之精萃者。

赵构《赐岳飞批剳卷》行书 绍兴十一（1141）年 台北兰千山馆藏

赵构《赐岳飞批剳卷》行书 绍兴十一（1141）年 台北兰千山馆藏

　　赵构即位初年，起用一些抗战派将领，特别对岳飞，他又爱又敬，不要说下的诏书，仅亲笔写给岳飞先生的信，就够印一本厚厚的书。不但如此，赵构还写了“精忠报国”四个字送给他。以上《赐岳飞批札》是赵构给岳飞亲笔信一部分，后署“付岳飞”3字，上钤御前之宝，下有高宗御押二印。字体介于行楷之间，气韵清和，显示作者深厚的书法功力。

赵构《徽宗文集序卷》楷书　纸本 27.4×137.0cm 日本文化厅藏

赵构楷书《徽宗文集序》（局部）　纸本 纵27.4厘米 横（全长）137.0厘米 日本文化厅藏

　　此系高宗为其父徽宗的文集自撰、自书的序文。现徽宗文集已散佚，仅剩此序文，卷首并有缺失。据推测为绍兴二十四年（1154），高宗四十八岁时所书。此序元时曾为袁桷所藏，有胡珵、文徵明跋。清季似人王鸿绪秘箧，王氏有鉴藏印押其上。

　　宋高宗正楷《徽宗文集序》，结体隽朗。细审每字皆具法度，无一笔苟且。其书法清秀古朴有六朝遗意，确为有来一代真书名迹。正如陶宗仪《书史会要》所评：“高宗善真、行草书。天纵其能，无不造妙。或云初学米芾，又辅以六朝风骨，自成一家。”

赵构《草书洛神赋卷》 绢本 27.9×398cm 辽宁省博物馆藏

《洛神赋》为曹植的一篇名作。《洛神赋卷》未署年款，但卷末署“德寿殿书”款，钤“德寿殿御书宝”朱文印，可知是赵构做太上皇后所作，是其成熟期的作品。

　　此卷草法出规入矩，运笔沉着浑厚，飞动流畅， 虽是草书，但字字独立，字与字变化很多，字法熟练生动，提按转折无不如意，虽字与字之间无引带，仍然呈现了一气呵成、流畅自如，显示其深的书法造诣。赵构《草书洛神赋卷》，处帝王之尊，颇具神韵。

　 在中南海毛主席书房中，充满了经史子集、诸子百家的线装古籍，以及中外的哲、经、文学、艺术等各类图书。其中在小圆桌上，就放着宋高宗赵构的《草书洛神赋》。

赵构《七绝天山诗纨扇》草书 绢本 23.3×24.3cm 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院藏

赵构《临虞世南真草千字文卷》绢本 23.4×484.8cm 上海博物馆藏

赵构《杜甫七言律诗帖》册 绢本　行楷书 27.1×48.7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

赵构《杜甫七言律诗帖》册 绢本　行楷书 27.1×48.7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

　　此幅墨迹是宋高宗以楷书书写杜甫的七言律诗（即事），又名「暮春三月诗帖」。此一诗帖以中锋书写，通幅看来章法疏朗，字体匀称、圆润，墨色统一，令人看来赏心悦目。杜甫这首七律的意境如画，高宗笔墨洗链，二者可说是相得益彰。诗后原来还有元代赵孟頫为此诗作的图，可惜已被人裁去。

　　高宗在绍兴三十二年（1162）晚年时退休，这段时期所作的楷书，多典雅圆融，端正停匀，有一种飘逸潇洒的趣味。这幅作品不仅接近这样的风格，因诗幅后还有高宗在位时的用印（御书之宝），因此推测它书写的时间应距退休时间不远。